福建，全面从严治党严的氛围不够浓厚，存在“好人主义”，追责问责不到位；四川，落实管党治党“两个责任”层层传导压力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好人主义”；文化和旅游部，发挥政治引领作用不够，管党治党存在“好人主义”现象……从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反馈的内容看，好几个地区和部门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好人主义”。

　　“好人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谁也不招、谁也不惹的处世哲学。在我们的身边，“好人主义”并不鲜见。每逢民主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时，总是重弹“理论结合实际能力薄弱”之类的陈词滥调，对真正的错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批评别人不痛不痒、自我批评避实就虚；重大决策和事项征求意见时，即便发现有不妥之处，仍然机械地答复“我附议”“没意见”……不讲原则、不分是非，这就是典型的“好人主义”。

　　“好人主义”遵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套路”，但结果真的好吗？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好人主义盛行，有问题不指出，有过错不批评，这种庸俗作风盛行之处，往往就是党组织和领导上政治软弱、作风涣散的地方，就是党员、干部中出问题多的地方。”问题不仅不会因为讳疾忌医就自动消失，反而会小变大、单变双。在工作中，用“好人主义”代替直言不讳，用一团和气代替敢管敢抓，把问题藏着掖着、捂着盖着，不是引导工作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而是任由事情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不是帮助同志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行，而是任由其在错误的深渊里越陷越深，这是对自己、对同志、对党的事业严重不负责任。有的地区和部门之所以管党治党宽松软，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人主义”盛行。须知，“好人主义”的处世哲学与扛起“两个责任”的要求，根本就是背道而驰。如果大家都打着“得罪人你上、‘老好人’我当”的小算盘，红脸出汗的事谁来干？严管厚爱又从何谈起？长此以往，出现“好同志”变“阶下囚”、政治生态乌烟瘴气、“前腐后继”等问题，也就不稀奇了。

　　你好我好大家好，最终谁也好不了。这个道理并不深奥，大多数人只要稍微掂量权衡，便能知晓利弊。但为何在实际工作中，“好人主义”大有市场？说到底，还是私心杂念作祟，怕得罪人，担心丢选票，影响个人利益。不可否认，在少数地方和部门，确实存在有些坚持原则、敢于批评的同志被排挤孤立的情形。但是，作为党员就要有党员样儿，就要有爱党、忧党、兴党、护党的担当作为，不能被所谓“情面”左右，更不能为一时的利益得失而放弃党性原则。那些看似与人为善、与世无争的“好好先生”，可以说已经患上不担当、不作为、不负责的“软骨病”。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苏轼的这一论断，至今仍不过时。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不仅自己不能陷入“好人主义”的怪圈，不做“好好先生”，而且要坚决与其作斗争，敢于“唱黑脸”、动真格，推动管党治党严起来实起来硬起来，让所在地区和部门的党内政治生活严肃起来、政治生态好起来。唯如此，才是对自己、对同志、对党忠诚尽责。（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