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扇门，将我和妻子隔在两侧。我在门外，耳朵贴着门听，有时听到屋里窸窸窣窣的，有时什么也听不到。她或许在卧室，或者在距离我更远的地方。

　　那是春节过后的一个下午，在医院工作的妻子发来信息，她们医院接诊了一个发热病人，疑似感染新冠肺炎，转到定点医院去了。妻子所在的医院虽非定点医院，可仍有被传染的潜在风险。妻子说，她应该自己在家隔离一段时间，让我和孩子住到我爸妈家。

　　我们早上还一起吃了早饭，才过了半天，便不知要多少天之后才能再见。那段时间，邮政和医护人员都是逆行者，工作一样忙碌，但妻子一隔离，全家人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她的身上，为了解决她的吃饭问题，可谓是调动了全家之力。由于多数超市和菜市场都关张了，尚且开着的，距离她的单位和我们的家都很远，而且还有营业时间限制，妻子没有合适的时间去买菜。隔三岔五，住在乡下的岳父会将自家院子种的菜送来市里我爸妈居住的小区，隔着被封的小区南门，将菜递给我，我再抽时间给妻子送一些过去。肉类等副食品则是家里人轮番去超市采购，再给妻子送过去一些。送菜时，我尽量赶在她没下班的时间，不进屋，打开家门放下菜就走。

　　又过了几天，与妻子同处一个办公室的同事被隔离了，妻子更不敢和我见面。即便她在家，也将门反锁起来。我将菜放在门口，敲几下门，她在里面应一声，也不出来取。好几次，我放下菜，盯着眼前的这道门，像盯着一张陌生的脸：门把手怎么是这种款式的？我之前从来没注意过。这是我除夕那天贴的春联吗？横批什么时候垂下来一角？对联的内容千篇一律，对仗也不那么工整，我贴的时候怎么都没细读过？

　　我点燃一支烟，靠着楼道里的小窗，回想门里门外的八年光阴。

　　2012年结婚时，我抱着妻子上楼，走到这道门前时一个趔趄，险些摔倒。那时激动又忐忑，惹得妻子鄙夷我弱，又说我讽刺她胖，总之，一阵埋怨。

　　最激烈的那次冲突，也与这道门有关。那是大儿子刚满月的一个深夜，育儿观念的差别、带孩子的劳累、伴着婆家和娘家的各种潜在矛盾，在某一刻被引燃。我站在门外连拍带踹，襁褓中的婴儿在屋里用剧烈的哭声向我抗议。吵架平息后，妻子说：“我看你那架势是想冲进来打我？”我摇摇头，我想我不会那样。

　　我和妻子性格迥异。我重家庭，她却事业心极强；我行事低调，她却尤为张扬；我不喜社交，凡事总担心给别人添麻烦，她却极爱与同事朋友互相帮助；我平日话少，她不仅口才极佳，嗓门还很大……我们是典型的互补性格，过着与当下许多夫妻一样的生活——各有各的圈子，各有各的爱好，互不干涉。

　　有一件事我们却总能达成共识。妻子马大哈似的性格，三番两次弄丢钥匙，可即便有再多的备用钥匙，我们的第一反应必然是换锁芯。钥匙丢了不安全，我们不允许其他人打破门里的平安幸福。锁芯换过很多次，门却始终是那道门。

　　转眼间，七年之痒已过，去年，我们有了第二个儿子。与两个孩子相伴的日子，快得一转眼就是一周，再一转眼，又是一年。

　　平时，我和妻子为工作和孩子忙碌，开门关门间日子匆匆而过，把生活过得像完成某项任务。一场疫情把我和妻子隔离，门外徘徊间才发现，隔着一道门，我们谁也不敢轻易打开它，这个回不去的家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我想，对于那些在这场灾难中去世的无名英雄，他们或许也是都未曾认真看看自己贴的最后一副春联，未曾在离别时好好打量那个家的样子，便奔赴了战场，从此被关在另一道“门”外，与亲人阴阳两隔。

　　现在，疫情几近过去。每次下班，开门前，我仍习惯在门前驻足几秒钟，想试图留住某一刻的宁静。“护士节”那日，我下班晚了，本以为妻子准会为等久了我打包回来的午饭而牢骚满腹，开门却发现她在津津有味地扒着龙虾，桌上已堆成小山。

　　那一刻，我知道，门外是奋斗，门里是幸福，这场疫情让我们更懂得共同维护这个家，更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