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从整个抗战形势来看，日本侵略者的泥足已越陷越深。国际方面，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12月8日，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国内方面，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收复县城150余座，毙伤敌、伪军40余万人。各个抗日根据地已日趋巩固，仅在山东地区，就已有70多个县建立了抗日政权，由分散到逐渐形成一片。根据地的广大人民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对精神食粮的需求也日趋迫切。 

　　当时，我刚从中共山东分局举办的第一期高级党校学习结业，向分局报到时，分局书记朱瑞同志对我说：“中央指示，要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书刊报纸出版发行工作，开辟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交通联系，也可以采用战时邮局的组织形式，使各抗日根据地相互联系起来。”朱瑞同志同时指定我在山东根据地内负责筹建这一工作。朱瑞同志解释说：“为什么叫你来负责呢？因为你过去在东北担任过较长期的地下党的交通工作。”我当时表示，搞秘密交通虽然有点经验，但对战时邮局工作来说，却是个外行，恐怕不行。朱瑞同志笑着说：“不怕，我给你派个‘专家’！”我一听，要调个“专家”帮助我，便答应下来。 

　　我认为调来的人只要对邮政工作有些经验就好办。当时，我一面向山东战区工会要人，一面琢磨着如何筹建的问题。1942年1月，经中共山东分局、省战工会批准建立了组织机构，对外称省民邮局，委任我为民邮局局长。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发动所谓“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秋季大扫荡”开始了。筹建战时邮局工作一直拖到“大扫荡”结束才继续进行。 

　　中共山东分局终于把那位“专家”调来了，我们一见面，想不到竟是我早就熟悉的李旦夫同志。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时，他随同青岛抗日流亡同学会到达山东诸城，当时我正在诸城临时县委工作，随后日军侵占诸城。我们又一起到了山东的日照县进行抗日工作。我过去不知道李旦夫同志在邮局工作过，这次见面我问他是否熟悉邮政工作，他说抗战前在青岛邮政干过。我说：“朱瑞同志是把你作为‘专家’介绍给我的，你要把你知道的一些邮政经验运用到我们战时邮局的工作，由于我们是战时邮局，也不可能完全依照旧时邮局的那一套，要以适应战争需要为主。”李旦夫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在筹建战时邮局工作中合作得比较好，因此筹建的时间也比较短。山东战邮机构之所以发展很快、很顺利，主要归功于中共山东分局的重视、大力支持和同志们的积极帮助。 

　　“邮交发”合一，早在中央苏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就想解决这一问题，抗战以后，各抗日根据地对此也还没有经验，这是战邮筹建中一个政策性很强的任务。因此，在征得中共山东分局领导同意和大力支持下，我们首先与山东大众日报社共同商讨关于出版、发行的组织分工问题，在共同利益一致、为满足人民精神食粮需要的基础上，很快谈妥，所有报社设在各地的交通发行组织全部交给战邮统一领导管理，报社保证按时出版，战邮保证按规定时间发送各地。因为有这样的分工合作，所以敌后的书报出版发行工作到处开花结果，受到党政军民的积极支持、帮助和欢迎。 

　　关于根据地党内文件传递问题，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也决定将机要通信交由战邮总局负责，随后又发展到抗日部队中的书报发行和信函的收投问题。为此，山东战邮总局与部队共同协商，建立了各部队中的军邮。这样不仅活跃了部队中的文化生活，也解决了指战员的书信传递问题，方便战士们与亲友通信联系，在巩固部队团结稳定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共山东分局为了彻底贯彻一元化领导，1943年3月又进一步决定：山东战邮总局局长同时也是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的交通科科长、山东大众日报社发行部部长，要求三方面必须密切配合，彻底解决“邮交发”三位一体的组织领导形式。这对工作的相互配合与发展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山东“邮交发”三位一体的战时邮政机构曾一度分开。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的支持下，向我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挑起新的国内战争。为适应这一新形势发展的需要，194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山东邮政管理局与大众日报社及各战略区的报纸发行部门再次合并。这样，经过战争考验，行之有效的“邮交发”合一的邮政通信组织形式就此巩固、发展下来。（本文摘自《山东战邮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