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大毕业做交通 

　　1940年7月，我于抗大一分校毕业后，到山东分局组织部交通科任巡视员，驻地在东蒙山青驼寺附近的侍郎宅。来到交通科报到时，科长王博民同志不在，组织部李林部长与我谈话。他从各方面阐明了党内交通工作的重要性，要求严格做好保密工作，并指出做党内交通巡视员工作很光荣，也很艰苦。李林将巡视员的工作范围和当时要做的几项工作指示清楚后，对我说：“从现在起，你要脱下军装换上便衣了。你到总务科丁超同志那里去领一套。你还有什么意见吗？”我很干脆地回答：“坚决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上任后，我的首次巡视工作是到东蒙山区里的茂山庄，这是交通科最早设立的一个秘密交通站，称“总站”，由马同志和一名当地的党员负责。在“七七事变”前我就认识马同志，他是莱芜县圣井村人，曾在亓家毛埠村当过小学教员。他向我介绍了站上的情况：该站与湖西区之间的往来文件，传递起来比较方便，但传递分局与其所辖其他地区之间的往来文件，就得走不少的弯路。他认为，这个站已经失去总站的作用了，请我考虑。当时，所有干线上的秘密交通站都归当地党委管理，如交通科的巡视员在视察时发现有不妥之处，可建议当地党委解决。于是，我向科长汇报了这些情况，领导同意调整，将马同志调回分局另分配工作，该站归当地党委领导，仍作为干线站，但不再称为分局总站了。 

　　之后，我花了很多时间了解并熟悉鲁中区通泰山区的干线站、鲁中区通鲁南抱犊崮山区的干线站及鲁中区通滨海区的干线站等。同时，认识了各区党委与地委党的领导同志，因此，工作起来就顺利多了。值得一提的是，鲁中区党委书记霍士廉同志每次给分局传递密件时都特别仔细，信用白纸包几层，用糨糊糊了又糊，封面上再写上“九号亲收”字样(九号是朱瑞政委的代号)，有时，还在封口处加盖自己的私章。我拿着信件心想：我党的领导干部对一封信这样认真负责，日夜为抗战胜利操劳，我更应该认真负责，为完成党的交通任务贡献力量。 

　　二、朱瑞政委亲自派我完成重要任务 

　　1941年10月，日本侵略军由冈村宁次指挥4个师团、两个混成旅、共5万余人的兵力，对沂蒙山区进行了48天的“大扫荡”。 

　　敌人“扫荡”，我们就动员“反扫荡”。第115师与山东纵队主力部队的大部分兵力已奉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等待有利时机打击敌人。为了保护教导第3团（分局机关按军事编制是教导第3团）的安全，第115师一个主力排的兵力被调编到教导第3团，由朱瑞政委统一指挥，坚持“反扫荡”。不适宜参加“反扫荡”的部分人员，由组织部敌工科科长王见新、干事黄在（王科长的夫人）带领转移到鲁南抱犊崮山区。 

　　分局机关转移到望海楼子以西、东蒙山区后，敌人也追赶到山里，双方相遇，投入战斗。敌人凭借飞机、大炮、轻重机枪与步枪向我们合围，我们凭游击战术逐个山头打游击；敌人烧村庄、抢财物、奸淫烧杀，致使沂蒙山区硝烟四起，我们边打击敌人，边掩护群众转移；敌人活动的规律是天不亮就包围村庄，合击我们；我们是下午进村庄，前半夜上山密切注视敌人，这样的生活，我们过了20余天。有一天，我们住在瓮城子村，由于敌情侦察失误，分局机关险些遭受重大损失。当我们发觉被敌人包围时，迅速抢占瓮城北山头，才行至半山腰，敌人已将北山层层包围了，纵队式向我们进攻。眼看就要进入拼刺刀的时刻，忽然起了浓雾，什么都看不清，然后枪炮声逐渐减少，最后，枪声没有了。经侦察后发现，敌人跑回据点去了。我们也回到了瓮城子村。 

　　敌人“扫荡”近一个月来，局势非常紧张，我们做党内交通工作的更是如此。教导第3团刚进山时是整整齐齐的，经过几天的战斗，被分割到好几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繁重的交通任务。要完成任务，单靠我们明显人手不足，于是，一些有条件的同志也暂调来跑交通。 

　　有一天，通信员找到我，说“九号”叫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到朱瑞政委处。政委从桌子上拿起一封封好的、比平常大一点的信递给我说：“你马上到鲁中区党委，将这封信亲手交给赵镈政委，越快越好！”接着，他让铁道游击队的张同志和我同行。 

　　一路上，我向张同志问这问那，想了解他是不是铁道游击队的武装交通队员。因为前不久山东分局曾指示过，铁道游击队要加强与根据地之间的交通联系，担负护送山东分局到中央来往干部的任务。如果他就是交通人员，我们配合起来，今后的党内交通工作就更便利了。但是，他一字不谈。 

　　经过一个晚上，我们通过敌占区到达抱犊崮山区。和张同志分开后，我找到区党委向赵政委交了文件，汇报了情况。赵政委派人送我到分局组织部敌工科，等候分配任务。 

　　在鲁南的十几天里，没见到敌人“扫荡”，收到的都是我鲁南部队攻克敌伪据点的捷报。后来，我回到青驼寺，得知李林部长受伤，国际友人希伯牺牲了。

　　三、党委加强对交通工作的建设 

　　1942年是抗日战争进行得比较艰苦的一年。敌人不断“扫荡”、分割“蚕食”、封锁，在根据地四周屯集重兵，企图消灭我英勇抗战的军民。由于敌强我弱的战争形势和“肃托”事件的影响不断扩大，湖西地区根据地很不稳定，同时，也影响到鲁中区，特别是泰山区老根据地。泰山区“红枪会”全部向敌人投降，给全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鲁中区是山东的中心地带，敌人在这里加强分割“蚕食”，碉堡林立，给我们的交通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党内交通任务不断加重。 

　　为挫败敌人的“蚕食”计划，我们主动出击，打击敌人。山东分局也对党内交通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一是调组织部党内交通科巡视员陈俊良同志到泰山区莱芜县大槐树村建立秘密交通站，由组织部拨款开馒头铺作掩护，保证分局与清河区、胶东区、冀鲁边区的通信联系，护送来往干部。二是调组织部通信员李玉贵和王克留两位同志到拓汪秘密交通站，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三是调党内交通科收发员张云鹏同志到胶济铁路以南的村庄，与胶东区的南海区取得联系。四是调滨海区组织部党内交通科科长白登彩去青岛，以修理自行车为名建立秘密交通站，与分局保持联系。五是在济南设立了几处秘密交通站，分别与山东分局朱瑞政委、李林部长、黎玉政委进行单线联系。六是解放石臼所后，派姚礼同志以开商行作掩护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从水路与上海取得联系。以上安排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在交通方面采取的措施，这样一来，我们的党内交通工作就主动多了。 

　　四、与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建立秘密交通联系 

　　1942年初，我们住在东盘。有一天，李林部长对我说：“中央北方局交给我们一个任务，让我们与淮北苏皖边区的秘密交通线接起头来。这个任务交给你去完成。你有什么想法？”我说：“坚决完成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来到毛子焕秘书住的房间，看了电文。电文的主要内容是：迅速派得力干部打通两地交通联系，传递往来文件，护送干部与交流两地文化等。牢记电文后，我又到总务科丁超处领了法币，拿上介绍信。介绍信很薄，我将信放在贴身衣服的夹缝里就出发了。 

　　到达鲁南区的田黄镇后，我见到了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杨涤生同志。说明来意后，杨政委交待田黄镇秘密交通站的张存同志护送我去土山镇秘密交通站。我装成张存的哑巴表弟，张存扮成小生意人，肩挑一对席篓子，我们就出发了。 

　　路过台儿庄东侧时已经是晚上了，我们跟着给敌人打更的两个更夫，敲着梆子打着锣，顺利通过了。之后，我们来到一处渡口，渡口处有一座长桥，4个伪军在这里站岗，桥南三岔路口有棵老槐树，树上挂满了“有求必应”的红布条，周围围着长条石块。走到桥中间时，张存向我使了个眼色，我明白这里就是他和我提过的最难过的一关了。我们一直向前走，刚一下桥，一个汉奸指着我说：“这小子我认识，是个土八路，别叫他跑了。”这时，张存已走到槐树底下的青石条上坐着休息了，我赶紧走到槐树底下朝着槐树叩了几个头。一个汉奸拿着刀对我说：“你别装了，快站起来!”张存说：“老总啊，别开玩笑了，这是我的哑巴表弟，你看他求老槐树保佑他能说话呢！”这句话可真管用，汉奸把刀收了回去，话题马上转移到张存那里。“你小子光顾自己发财，把我忘了吧？”张存说：“哪里哪里，这一时生意不好做，等几天发了财，一定送到府上！”就这样，我们才过了关。我俩穿过陇海铁路，来到土山镇秘密交通站。之后，我就由土山镇的秘密交通员一站一站地接送，一直向淮北苏皖边区奔去。 

　　走了1个多月，我来到淮北苏皖边区党委驻地，见区党委刘子久政委。刘政委主动出来，接我到办公室，又通知党内交通科科长过来，共同商讨双方建立秘密交通干线事宜，确定将双方的联络站建在白塔埠火车站。之后，区党委交给我约10斤重的一大包袱的文件，让我带回山东分局。这时，已是1942年2月初了。当年3月中旬，刘少奇同志就是从这条交通线来到山东的。

　　五、送刘少奇同志到晋冀鲁豫边区 

　　1942年3月中旬，刘少奇同志去延安途经山东。与其同行的有一个警卫班、工作人员和医生，还有100多名干部。来到山东后，刘少奇经常与朱瑞政委、罗荣桓司令员、政治部主任肖华研究工作，听取他们的汇报。由于当时战争形势恶化，交通也不畅通，直到当年秋天刘少奇才离开山东。 

　　1942年8月的一天，李林部长说要派我去执行一个重要任务，让我马上赶到鲁南一军分区找杨涤生政委，另外就是到延安后尽量多带些文件回来。我一路急行，日夜兼程赶到杨涤生那里。他说：“前不久，刘少奇来到山东，由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王强护送过微山湖。刚过了湖，就被敌人发觉了，打了一场遭遇战。刘少奇和部分工作人员、警卫人员虽然回来了，但情况还是非常危险。我们已将情况向分局汇报，并电告晋冀鲁豫领导机关，晋冀鲁豫领导机关回电告知要采取绝对安全措施将刘少奇送到晋冀鲁豫边区。你是分局得力的党内交通干部，想叫你去夏镇（现微山县）了解一下情况，同时，也了解一下各秘密交通站交通人员的情况。” 

　　听了杨涤生的一席话，我心中很不安，也清楚了李林说的重要任务。这是我从事交通工作以来接到的头等重要任务了。晚上，地委交通员孔同志送我到下一个秘密交通站，然后一站一站地到了夏镇秘密交通站。每到一站，我都非常关心站上交通员的生活，详细了解交通员工作中的困难、当地敌人活动的情况以及最近有无特殊情况发生等。 

　　夏镇有条长街，南北长12里，建在微山湖东岸的堤上。西边是房屋，中间一条大路，堤下就是微山湖。日军在镇南头设了据点，高高的炮楼，封锁很严。一旦有情况，敌人可以很快出动增兵，因此，这里被称为徐州、枣庄日军的“耳目”。镇中心驻有汉奸队，监视来往行人。镇东北角有一处我们与晋冀鲁豫边区联系的秘密交通站。据那里的交通员说，往来的交通员都是从镇外绕行通过的，镇外有一条小路通微山湖的渡口。 

　　为了掌握具体情况，第二天黄昏，我和秘密交通站的同志来到湖边，见一群人正在湖里洗澡。走近一看，原来是一群汉奸队的人。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我索性脱下衣服跳入水中也洗起澡来。第三天上午，我俩又来到渡口，沿湖边观察情况。湖水过膝深，白天来往的行人比较多，敌人没在渡口设置固定的岗哨，只是偶尔到这里来转转。我俩一直等到黄昏后才回秘密交通站。我连夜赶回军分区，向杨涤生作了详细汇报。 

　　过了两天，杨涤生的通信员通知我到村北外集合。一出门，我就看见杨涤生送刘少奇来到集合点。刘少奇穿着一身褪了色的灰色军装，精神抖擞，健步走在前面。在他身后的随行人员只有4个警卫员、1个工作人员、1个医生和1个马夫。这时杨涤生对我说：“送‘政委’（刘少奇曾化名胡服政委）的事都安排好了，到微山湖的这段路上一旦有突发情况，部队断后，你一定设法和‘政委’一起顺秘密交通站再回来。”尼山支队（军分区部队）一位团长带领30多名武装精兵，配两挺机枪，整齐地坐在路旁等候。刘少奇来了，团长马上站起来向战士下达集合命令。整好了队伍，刘少奇与杨涤生握手告别，走到队尾排好了队。团长急忙走到刘少奇面前敬礼报告：“请首长先到那边休息，我向战士交待行军注意事项后，再请首长上马出发。”刘少奇微笑着说：“这里没有首长，除了你这个指挥员，我们都是战士，都听你指挥。马是有一匹，我们这次行军比较远，在行军中哪位同志走累了，骑骑马是有好处的。我不能搞特殊，我也是个战士。”一席话说得我们很感动。 

　　约40人的队伍乘着朦胧的月光前行，走在最前面的是两个便衣同志和3名尼山支队的战士，负责前哨探路，接着就是两个班的前卫，中间是刘少奇、随行人员和我。一夜的行程比较顺利，大约走了100余里，过了微山湖进入晋冀鲁豫边区后，我们到了一个小村子。由于这里是敌人控制的区域，天快亮了，我们就在村中隐蔽下来，等晚上再走。大家来到一个没人住的柴草园里，只有三间北房，地上铺满了草，我们就在这里吃饭和休息。 

　　饭后，当地一名同志请刘少奇、随行人员和我到屋里介绍情况，说这里虽是敌占区，但群众生活还好。为防止走漏消息，村里的人只准进不准出。村北面的山上隐蔽着边区派来的部队，以防万一出现敌情。又经过一夜的行程，我们安全到达晋冀鲁豫领导机关所在地——中兴镇。 

　　一天，晋冀鲁豫边区韩秘书长把我叫去说：“我们已经和山东分局取得联系，告知他们刘少奇一行已安全到达。你随刘少奇去延安拿文件的事，我们建议暂缓。因为从北方局和延安要送到你们那里的文件很多，你带不完。我们想另外选择一条从这里通往分局的近路，建立交通联络线。冀南区到泰山区比较近，如果在这两处之间建立交通联络线，双方的交通来往就比较方便，你看怎样？”我说：“我没意见，按上级决定的意见执行。”之后，韩秘书长叫交通科的同志包好一包约10斤的文件，派一个同志送我到范县境内后，我们就与刘少奇分开了。

　　六、赴清河区传达“邮交发”合并的决定 

　　我与交通科的同志分开后，正巧遇上李林部长带领的工作团去清河区视察工作，我即向他汇报了护送少奇同志的经过。李林指示说：“你带来的《解放日报》合订本和吴玉章同志的小册子，分局十分需要。你现在随我到清河区，向田子瑢同志传达贯彻分局关于‘邮交发’一元化领导的决定。之后，你再去冀鲁边区，一方面传达‘决定’，一方面尽可能再建一条通北方局的干线。”随后，李林叫田子瑢将携带的分局关于“‘邮交发’三位一体合并”的抄件给了我一份。 

　　到清河区后，该地党组织安排我在去冀鲁边时给各辖秘站带生活补助，向他们表达组织的关心，顺便了解一下站上人员的思想情况。我来到了沾化县城东北的豆腐李家秘站，李站长告诉我：“这几天局势恶化，你的衣着在当地不适宜，口音又不对。你拿我的长袍大褂穿上，再戴上‘新民会’的牌子。如有人问你，就说是从威海来探望表哥表嫂的，这样安全些。现在两边的交通线断了联系，你先回清河根据地，将敌人要‘扫荡’的事汇报一下，做些准备，等形势好转再去冀鲁边。” 

　　于是晚上，我又一站一站地往回走。在通往根据地的路上，敌人的汽车满载着日本兵，伴着车灯的一道道亮光行驶。为避开他们，我只得从田野里走。天亮后，我找到了邮政管理局的驻地，可敌人已抢先一步占了那里。我见老百姓往北逃，便也往北去，在利津境内跑了四十华里，才在靠近渤海边的八大组村找到了机关，汇报了情况。经机关指示，我从海上乘小帆船到冀鲁边，这是一条从清河区到冀鲁边区的海上秘密交通线。 

　　上岸后，我找到了冀鲁边区党委驻地小山村，向区党委书记王卓如同志说明了来意。他将党内交通科科长赵建德同志找来，共同商议贯彻分局“决定”等事宜。王书记说：“目前，这个地区局势恶化，各方面也不够健全，没有报纸发行。等条件成熟后，再以党内交通为基础创造条件，从乐陵县与晋冀鲁豫的宁津县建立与北方局的交通联系。”赵建德插话说：“我们已有联系，杨建亭同志是宁津县人，他已负责跑这条线。”王书记便说：“很好！近期，你们去开个座谈会，通知相关人员参加，请白同志传达分局的指示并对我区的交通工作做些指示。” 

　　次日晚，我与赵建德一夜走过了三个秘站，每过一个站，站上的同志都拿出当地名产“乐陵醉枣”招待我们。那时正赶上年三十。到达三地委和乐陵县委驻地铁家营后，我向地委组织部长汇报了工作。 

　　夜里，敌人包围了铁家营，我们二人和组织部等人随乐陵县大队在大队长吴大风同志的指挥下进行突围，顺着交通沟跑来跑去，然而，一夜都没跑出敌人的包围圈。天亮了，吴大风在交通沟上下达了最后的命令：“同志们，我们被鬼子包围了，现在是杀敌立功的时候了，随我向敌人冲呀！”伴随着冲杀声，一场血战开始了。战斗进行到中午，我们走到一座瓦窑附近，吴大风跑在前面。这时，一颗炮弹打来，他牺牲了。 

　　我穿过浓烟，越过砖瓦窑，只见四处都是敌人。这时，我觉得再跑也无望，就进入交通沟躺下了。没过几分钟，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走过来，口里不知说些什么，我猜是要刺死我。我心想，那就不如死个痛快吧，总比当俘虏好多了。于是，我站起来两手叉腰、挺胸抬头，准备就义。不知怎的，日本兵又说了些什么，将刺刀收回去了。一个汉奸对我说：“你小子也跑不了，将前边的收拾完再来收拾你不迟！”说完就往前跑了。 

　　不久，敌人的搜索队来了。汉奸说我是“土八路”，叫我把短枪交出来，跟他走。我无奈将一块破绸子包着的10元法币给了他。汉奸看到了包里“新民会”的牌子，又看了看我，把包放进自己口袋里就要走。我喊道：“这是我赶集卖布的钱，你不能拿去，我全家还靠它过年呢！”但汉奸理也不理。到了下午，又来了两个背着枪的汉奸，盘问了我一通。其中一人见我什么话也不说，就指着西北方向说：“东门口有个人等你多时了，你快去吧。”我到了东门口，果然见围墙上下来了一个人，对我说：“我等你多时了，快跟我回家烤烤火。”原来，他正是负责与秘站接头的党内交通员冯德明同志。冯德明在家招待我吃过年饭后，送我向冀鲁边出发。 

　　后来我得知，赵建德被敌人用汽车带走了，这次地委与乐陵县委损失严重。我回到区党委向王卓如书记汇报了情况，他叹了口气说：“电台没有联系上，我猜到会出事，没想到这么严重。”我在这里住了不久，又得到敌人要“扫荡”冀鲁边的消息，便按指示乘木帆船回到清河区，再到了分局。这时，分局组织部党内交通科的人员都已调走。李林对我说：“你已完成了传达‘邮交发’一元化领导决定的任务。现在，赵志刚同志任山东战邮总局局长，又是分局组织部党内交通科长、大众日报社发行部部长，你就在赵局长领导下继续做你的党内交通工作。”他把张晔同志使用过的一支德国小镜面的匣子枪给了我，我便去战邮总局报到了。

　　七、我到战邮总局以后 

　　1943年4月，在中共山东分局实行“邮交发”三位一体化统一领导后，我从分局党内交通科调到山东战邮总局。“邮交发”统一领导的做法，给党、政、军、民、学的通信工作带来了很大方便，但各地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为了统一思想，山东分局召开各大区党委书记会议，专门座谈党内交通工作。会上，山东分局局长赵志刚强调了“邮交发”统一领导的重要意义以及加强干线站的领导和做好发行工作的重要性，并要求各级党委将邮局领导机制健全起来。 

　　1943年7月，上级调我到滨北区成立滨北区邮局，并任命我为滨北区邮局局长兼交通科长。在地委的直接领导下，滨北区邮局在滨北五莲山区小顾家沟村正式成立了。 

　　八、一次特别的任务 

　　1944年10月，总局让我去胶东战邮管理局研究如何加强滨北区与胶东南海区的交通工作事宜。一天晚上，我与武交队一同出发了。武交队队长带领一个班走在前面。指导员带领两个班，每人身背报刊邮件，跟在后边。秘密文件由指导员随身携带，到达目的地后单独办理交接手续。 

　　因为天黑，我们迷了路，当走到离胶济铁路不到20里的地方时，我们与一队伪军相遇，战斗打响了。我们紧急商议，决定由指导员和我带领背着邮件的两个班，从东边绕过山头往北急行，队长断后，完成任务后再赶上来。敌人大喊“不要让土八路跑掉”，但不敢离开据点。我们急行军过了铁路，天就快亮了，又走了10余里，安全到达胶县邮局。 

　　我们从胶县邮局又来到胶东区邮政管理局，见到胶东邮管局局长戴开文。戴开文说，他们正在攻打敌人设在万第的据点，支前任务很繁重，等战役结束后再详细研究通邮工作。 

　　一周过去了，万第解放了。在庆祝万第战役大捷的日子里，我与戴开文研究了两个地区的通邮问题。当时，南海区邮局局长李永海在外参加培训，戴开文提出让我暂代该局局长职务，这样也可以更好地推动两个地区的通邮工作。我考虑后答应了。南海区的战争环境比较恶劣，敌人时常出动袭扰我根据地，抢夺老百姓的财物。我军民为了有力打击敌人，每条道路都挖了交通壕，根据地的村庄房屋内多半都挖了地下室。如有敌情，部队出动打击敌人，机关人员和老百姓可以躲进地下室。我们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工作的。 

　　九、返回滨海后的变化 

　　1945年5月，我回到滨北区邮局，之后，调到滨海区邮政管理分局任交通科长。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我军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勇猛地向各城市进军，战邮员工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 

　　我军一支部队挺进北上，攻克胶县与胶济铁路沿线敌人各据点。另一支部队挺进滨南区，攻克赣榆及陇海铁路沿线，又沿海边北上攻克日照城及石臼所，随后又解放了临沂城。这时陈毅军长率领新四军某部北上来到了山东滨海区，至10月将残存在滨海区的敌人最后一个据点泊儿镇解放了。 

　　1946年，报纸上刊登了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胜利的消息，因此《大众日报》发行量倍增。但这时，胶皮轮大车坏了，缺少邮运工具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邮管分局给我们配备了几辆自行车，并动员战邮员工发扬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精神。大家艰苦奋战，终于完成了任务，滨海区党政领导机关给滨海区邮政管理分局记了大功。7月1日，滨海区邮管分局召开了庆功大会，近半数的职工被评上了一、二、三等功，获得了奖章、奖状。我也荣获了两个一等功。 

　　1947年战争形势再次恶化，国民党用飞机轰炸我根据地，动用重兵向我们进攻。他们还带领“还乡团”不断地袭扰我根据地，致使滨海区的群众团体出现了一些“左”的苗头。后来，各机关开始了“三查三整”运动，邮政系统也不例外。1948年初，我被调到华东“建大”学习。不久，我随军南下到达了武汉市邮局。（本文摘自《山东战邮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