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邮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关心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党的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邮政总局及其下属的各省邮政管理局均设立党团工会组织，以加强对苏区邮政工作的政治领导。 

　　在中国革命最为艰难的岁月里，苏维埃邮政担负起机要交通和邮件传递的双重任务。邮交合一，使邮政承担了更多使命与责任。 

　　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解决党中央和中央苏区间通信联络问题，精心策划并组织开辟的一条从上海出发，途经港、粤、闽、赣四地，通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长达3000多公里的秘密交通线。它为传递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机密文件，输送中央苏区急需的物资与经费以及掩护党中央由上海到中央苏区干部人员的大迁移等工作作出了巨大而特殊的贡献，被誉为“中华苏维埃的血脉”。 

　　自1930年至1934年，党的重要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叶剑英、邓颖超、杨尚昆、张闻天、董必武、林伯渠等260多人均由这条路线安全转移至中央革命根据地。1933年1月，博古、陈云二人动身离沪，先化装成商人前往汕头，再经邵阳、三洋坎到达大埔，之后昼伏夜出抵达闽西永定。当他们在一座废弃小煤窑休息时，突遇国民党军队搜查，情急之下，交通员急中生智绕到另一个山头打了两枪，把敌人吸引了过去，这才保护了二人的安全。最终，到达瑞金后，陈云高兴地感叹道：“终于到家了！” 

　　苏维埃邮政为适应革命斗争需要，全面担负起苏区报刊的发行工作。邮政机构组成党报党刊发行网，并将报刊发行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 

　　《红色中华》作为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是在毛泽东悉心指导下创办的，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苏维埃政权、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中央苏区发行最多、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报纸。《红色中华》创刊后，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报纸发展，并成为该报的重要撰稿人。 

　　苏维埃邮政对《红色中华》等中央机关报简化发行手续，实行低资费寄递，大大加快了发行时效。1934年，中央苏区发行的革命报刊多达30多种，既有苏区党政军机关报，如《红色中华》《斗争》《红星报》等，也有工会及青年团等群众组织所办刊物《苏区工人》《青年实话》等。多数报刊发行量在2万份以上，其中，《红色中华》发行量最高，达到4.5万份。《中央苏区邮政的历史概况》中提到：“对于宣传党的路线政策，提高群众思想认识，扩大革命斗争影响，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所发挥的战斗威力，都是极其深刻、重大的。” 

　　1932年5月1日，邮政总局成立时不仅颁布了邮政暂行章程，还发行了苏维埃邮政邮票。从1932年5月至1934年10月，邮政总局共发行了9种不同面值的邮票。这些邮票票面均有“苏维埃邮政”字样。当时，邮票印刷条件十分有限，用于印刷的材料和专业印刷工人也严重不足。邮票的设计者黄亚光，在只有毛笔和一支借用的圆规的情况下，画出了飒爽英姿的红军战士、象征工农联盟的苏维埃旗帜、冲锋的红军战士等图案。这些图案，真实再现了当年革命战争的场面，带有鲜明的红色印记。 

　　苏维埃邮政邮票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政权存在的实物明证。虽然印刷方式简陋，但真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艰苦岁月，反映了根据地军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虽然图案元素简单，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邮戳一起成为宣传中国革命的有效手段。邮资低廉，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邮政从创建伊始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每一枚苏维埃邮政邮票都见证着红色邮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为革命事业立下的不朽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