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及金融21次，比去年多了2次。报告首次提出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同时还提出优化融资增信、风险分担、信息共享等配套措施，更好满足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两会期间，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聚焦做好“五篇大文章”，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提高融资效率等话题建言献策。
江浩然：推动信贷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倾斜
对科创企业而言，融资问题始终是影响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全国政协委员，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江浩然表示，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企业融资问题，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广大科技型中小企业获益匪浅。融资“贵”的问题得到极大缓解，然而融资“难”的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江浩然建议推动信贷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倾斜，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定需求和风险特征，不断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政策，如引导企业用好普惠小微贷款等工具、再贷款再贴现等，大力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股权质押融资等新型配套政策；结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经营活动场景，积极开发“设备贷”“采购贷”“租金贷”等定制化金融产品，帮助企业拓宽多元化贷款渠道。
顾天翊：搭建完善的企业绿色维度指标体系
实现双碳目标，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和助力。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顾天翊建议，搭建完善的企业绿色维度指标体系，并与企业工商管理和征信管理相结合。例如，将碳足迹、碳汇、碳核算、能耗水平、碳排放等指标，以及环保审批、环保处罚等相关内容嵌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和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将符合人民银行碳减排支持工具的企业，或其他符合人民银行专项政策工具的企业使用的某笔专项贷款在征信系统内嵌入标签，方便金融机构查阅信息。在完善的系统下，探索推出将企业碳足迹和能耗水平与贷款利率及贷款额度挂钩的贷款产品。同时，将信贷资源向绿色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绿色产业升级贷款方向倾斜。有限的信贷优惠资源要向生态化智能化基础设施、煤炭等传统产业的能源绿色转型升级上倾斜，重点支持存量铁路的电气化改造、船舶清洁化智能化改造、交通设施智能化升级等项目，为传统基础设施赋予绿色和智能的内涵，为存量资产增添绿色新活力。
谢文辉：搭建一体化公共涉农数据平台，打造农村数字金融生态圈
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是业内关注的焦点之一。为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农商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谢文辉建议，一方面，搭建一体化公共涉农数据平台，加快建立农村信用服务体系。当前存在农村基础信息缺乏联动、信用体系动态化水平较低的问题，未来可重点考虑由监管机构牵头，搭建一体化公共涉农数据平台，实现工商、司法、税务、国土等部门涉及的涉农主体信息归集整合，进而打通涉农大数据在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应用的“堵点”“难点”，在保障“三农”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为金融机构提供涉农数据支持，保证农村信用体系的各项指标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可靠性。另一方面，可以鼓励金融科技力量参与数字乡村建设，打造农村数字金融生态圈。对于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问题，监管机构可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更加深入地参与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村地区数字金融软硬件水平。例如，可鼓励推动符合资质的金融科技公司与农村基层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合作，为农村提供网络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系统、移动应用软件等方面的资源投入或直接建设。
金李：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创新各类养老金融产品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养老金融需求持续上升。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金李认为，目前在政府和市场通力合作的背景下，以个人养老金为代表的养老金融步入新轨道。但与此同时，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针对个人养老金产品收益率低、群众不会挑选产品等问题，金李建议，一方面可以借助个人养老金平台，设立国家养老大基金，筛选出合适的资产管理人；另一方面，要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创新各类养老金融产品，根据养老金融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打造稳健的产品，同时建立健全金融服务委托制度和重大合同复查制度等。
白涛：大力支持数字金融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寿集团董事长白涛表示，随着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日益深度融合，加快发展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数字金融，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未来大国竞争、抢占战略主动权的重大举措。今年两会，他提交了《关于大力支持数字金融发展的提案》，为促进数字金融发展和突破建言献策。白涛表示，在实践中，数字金融发展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例如，适应数字金融发展的法律体系有待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还需加强，数字金融监管亟待升级。为此他建议：坚持立法修法先行；加快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加强数字金融监管；加快建设数字金融人才队伍。
杨成长：实现金融强国，金融文化是基础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表示，中国特色金融市场体系，除了具体业务的“特色”，更突出表现在金融文化的不同。我国的金融文化既吸收了西方市场化、法治化一些做法，也包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还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特点。这影响着老百姓对金融产品的选择。具体来看，金融文化首先是一种法治文化，要遵循国际规则，但也绝不能忽视道德。我们要正确处理德与法的关系、义和利的关系，要在开展业务中坚持人民性。金融业是逐利的，这无可厚非。但是，在业务与客户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能不能坚守“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就很关键。例如，把超出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卖给客户，就是违背了前述原则。而传统文化中，就有“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的说法。另一个需要处理好的关系是“守正和创新”。我们鼓励金融创新，但是必须按照金融市场规律、遵守法律规章来创新，而不能在灰色地带徘徊，进行制度套利。总体来说， 在实现金融强国过程中，金融文化是基础，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价值观、道德观是关键。（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证券报、南方都市报、证券时报网、中国银行保险报、金融时报，邸亚峥、毛志鹏整理）